近十余年来,每次回杭探亲,尽管父母亲(父亲金松寿。母亲毛瑞雯)自年已经搬到浙大西溪校区内的启真名苑,而且几年前均已相继离世,但每天早上我都仍要去校区南门外的原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又称杭大新村或河南宿舍)溜达。除了怀旧情结,另一个驱动力是惦记西溪路上的那块烧饼油条店,在海外吃不到如此现炸现烤的早餐,还有那豆腐脑。记得那烧饼油条店原在西溪路杭大路口,路边设摊多年,暮年的父母亲每天一早都要去买的。
▲作者在14赚7号阳台(年代)
我家是在六和塔秦望山之江校区(白房子)居住四年之后,年夏天随浙江师范学院全校搬下山时,迁居到松木场道古桥宿舍的。那里原属杭州郊区,旧社会曾是刑场与墓地,居民很少。现存的国民革命军陆军88师沪松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牌坊下,原来都是一座座长方体的墓(一人平卧长度),整整齐齐地连成一片,儿时的我经常在那捉蛐蛐。上一世纪50年代为组建杭州大学而建的道古桥河南宿舍只有5栋教授楼,每栋8家。由于浙师院文科在年初已经先搬下山,包括学校领导,数量不多的教授楼早已住满,年就已晋升副教授的父亲也不在意没能住进教授楼,而住在比教授楼每户少一间房的老门牌14幢。一直到年父亲担任化学系系主任时,我家又一次搬迁,才搬进教授楼(老门牌6幢1号),那时我已经在浙江医科大学上学、读研,后留校工作与出国,故本文的回忆只聚焦在原先居住14幢时的岁月。我之所以选“道古桥旧居”来做标题,是考虑到电子邮箱出现之前,我每次写信回家的信封上用得最多的是“松木场道古桥宿舍”,虽然后来改称杭大新村(不写道古桥)了,河南宿舍的称呼则最少用。
14幢与其南侧的13幢都是三层楼房,一个式样,有三个门洞(单元),文革前每个门洞6户,每幢共18家住户。因为母亲长期肺病仅靠一侧肺生存,不喜欢上下楼梯,我们选住一楼(14幢中间门洞7号)。文革期间,高级知识分子遭到不公正待遇,加上学校住房稀少,许多人家都被迫两家合住,搬进年轻职工。我家有幸一直保持原来独门独户。那时基本上同一系科的教师住在同一门洞。我家这个门洞里除二楼是物理系梁仙翠(李寅母亲)家外,都是化学系的:一楼对门是吕甘棠(父亲吕荣山)家;二楼是戚缦如(父亲戚文彬)家;三楼分别是周慈伟(父亲周志瑞)家与钱教授家。当时,我们东侧隔壁门洞一楼是任平(父亲任铭善)家,二楼是王念生(父亲王琦)家,三楼是郁昭陵家。对面13幢中间门洞则多为物理系教师,如其一楼的张适宜家,二楼的王岳洛(父亲王锦光)家与胡大寅(父亲胡挹刚)家。13幢西侧门洞二楼住的是黄百铭家与管敏新(父亲管佩韦)家,一楼是杭大医务室的王医生家。其东侧门洞一楼住的是严群家。每个门洞有一扇大门,进门后的楼梯下空间可放几辆自行车(多为一楼住家使用),楼上的住家则多把车背到楼上自家的楼道空间存放或过夜。
提到严群教授,与我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药学教授严名是严群之子。他曾是我母亲患肺结核时的病友,年母亲在打气胸治疗肺病时认识的。也是他首先告知我家当时发明了治疗肺病圣药-雷米风。该药当时很贵,一小瓶50元。我父亲托他代买了1瓶,母亲服后确实灵效,病灶与咳嗽症状都有好转。后来托人再从香港买回三瓶......这种圣药当时真是肺结核患者的救星,否则母亲的肺结核不可能痊愈,一直活到93岁,几乎是无疾而终.....那是后话。严群先生是严复的侄孙,生平最注重收藏严复文字,包括论文、诗词、书札、专著及翻译各个方面。我还记得文革“扫四旧”时,严老先生被游街时就是手捧一份皇上亲赐严复的“圣旨”真迹。由于我家与严名先生的交情,我家住14幢时,与严群家来往甚密。其实,他家搬来松木场前,我就去过他在别处的家,他家中高高书橱里的线状古籍、精致的青瓷茶具一直与严老瘦小的身影,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医院当针灸医生之后回杭探亲时,母亲还介绍我去给严老义诊,扎过针灸。严老在老伴严师母去世一年后仙逝。严老的女婿是黎体璎医生(黎体凡同学的大哥,杭大附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住在一楼的好处是阳台外有一小块地,可以养花种树,或者种菜。我家刚搬来时小区内几乎都没有绿化。我家种了芭蕉树,鸡冠花,还有可以染指甲的凤仙花(别名指甲花,花色有粉红、大红、紫、白黄、洒金等,花期7~10月,繁殖极快,后来几乎全院都是)。芭蕉树后来长到二楼高。住在一楼虽然有可以从阳台进出家门的益处,停放自行车也方便,但弊端也很多。这些宿舍初建时每层都是红漆地板,但因为底层通风不够(一楼地板下只有半米深的通风空间),没几年住下来一楼地板就开始腐烂,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踩破地板使一条脚陷下去。校方也无能力维修,最后只有把一楼住家全部改成水泥地面,而楼上的住家则保留着楼板很多年。另外,楼上的住家不仅也可以在楼北侧的空地种树养花,还可以在阳台上欣赏楼下的花草。前几年母亲去世时,一直住我家二楼的邻居(好像是戚缦如)还在博客里留言,怀念我妈妈在楼下种花种树的美景。
因为13、14幢的阳台都朝南,在缺乏绿化的条件下,夏季阳光十分充足。为了遮阳,我母亲每年都在阳台边种扁豆与丝瓜,使其蔓藤沿固定在二楼阳台底部的晒衣架爬上去,形成一道天然的遮阳屏障。在那罕有家用电扇的年代,晚上我们多到阳台乘凉,搬一张竹床,点上一盘躯蚡烟,还可以睡在露天。太阳下山后,我们多先在阳台的水泥地洒几遍水,使其凉透些。乘凉时,在哥哥的带领下,与邻居的发友(任平、吕甘棠等)一边谈天说地,一边眺望星空,让思绪飞越九天,是我们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暑假期间,每天有人进小区叫卖棒冰,记得是一位带萧山口音的老人,背着一个大箱子,高喊“棒冰有哆!”那时棒冰只有3~4分一支(顶端带许多赤豆的“雪糕”也最多6分)。汽水,也是孩子们解渴的喜爱,但那时一瓶憰子味汽水“价格不菲”,要1角五分,宿舍附近还没得买,于是,我们自制汽水。进城去解放路的一块化工原料商店买回柠檬酸与小苏打粉,按一定比例混合,再加一点糖精与憰子香精,那就成了。遗憾的是那时无家用冰箱,否则自制汽水质量不会比店里卖的差。那时买食糖要糖票,糖精是代用品。周末小区内经常有人上门来加工爆米花(或玉米花),用抽风箱“支嘎、支嘎”地把一个煤炉烧红,上面架一个炮弹形状的密闭铁罐,里面放上几把米或玉米,也是加点糖精调味。火候一到,会大喊一声“响啰!”让排队的人群闪开。随着一声爆炸声,香喷喷的米花(玉米花)就全落进一只破麻袋里了......
上一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家阳台前院子里则种满青菜,其肥料来自路边蓄粪池里的粪便。因为楼内各户用的都是抽水马桶,每幢楼每个门洞的大门外都有一个很深的蓄粪池,有时(如洪水季节)还会满溢出来。也经常看见粪车来一车一车地拉走,他们或许来自附近农村。道古桥本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我的许多小学(杭师附小)同学都是附近农民的孩子。杭大西侧的院墙外就是布满池塘的桑树林,还有柿子树,那是我们孩提时每年都去採桑葚的地方。一粒粒又大又甜的黑紫色桑葚,经常驱使我们不怕被盘躲在桑树上的蛇咬或落水进池塘的风险。只有到了年自己下乡到湖州农村之后,才知道养蚕的幸苦远不是桑葚的甜蜜所能弥补的。那时几乎每家都自己养鸡,住楼上的只能养在阳台里,而住楼下的则白天可把鸡关在院子里搭建的鸡笼里,天黑时才把鸡移到室内厨房里。可以想象,当时的厨房间是多么拥挤:除了水槽、煤炉(还包括储存起码可烧一个月的煤球或蜂窝煤)外,还要有鸡窝。
▲年作者在杭大路
住在道古桥宿舍的家庭,平时买菜都要到松木场菜场,买米则去保俶路粮站(那时还没有保俶北路,保俶路指的就是现在从松木场到少年宫的那段路)。我在上中学时每个月骑车去买米,一个白布口袋每次可装30斤,绑在单车后架上带回家。那时买米要粮票(我们中学生每月配给27斤,居民只有24斤),一次也不可能多买。在保俶路上还有一块附近最大的小百货公司,以及邮局与修自行车的店铺。平时家里如果需要买火柴或糕点,则多去与西溪路杭大路西的”服务亭“(那不是房子,名副其实是独立的一所亭子)。我小时爱吃“盐金枣”或“梅片”,还有我父亲爱吃的“核桃酥”都在那买。但那里不卖酱油与酒盐。买这些厨房用品,我们得去沿山河村的一块小店。另外,在杭大校园内进门右侧的红楼第一层也有一块百货商店,那是方便大学生购物设置的,故学习用品齐全。由于我们去杭大附中上学时都从那经过,需要学习用品时也去那买。同班同学赵翊初的母亲就是该店营业员。有时我也在那买自己爱吃的“芝麻太妃糖”(2角钱10粒),走到中学刚吃完。那时,中学有午休,我们都是走回家吃午饭。到高三时,哥哥已经进北大读书,我开始骑自行车上下学,一直延续到年初离校下乡务农。在道古桥宿舍,我有许多位中小学同班同学(尽管我年龄最小),男同学有住在11幢的叶望(父亲叶克),我家楼上的周慈伟,其他幢的赵敏荣、俞冠狄、王岳洛、何健健、赵翊初等,我们经常一起上下学。女同学有住在10幢的白婉妮(父亲白正国),同一幢的郁昭陵,13幢的黄百敏、管敏新、管敏文、张适宜,其它幢的陈武强(父亲陈企霞)、陈慧萱(叔父陈士怡)。年文革停课后,我与叶望还一起骑单车长途(好像是单程64公里)跋涉去绍兴参观,两天内来回。
▲年儿子在杭大大门外
杭州大学、杭大附中与杭大子女,三者关系的密不可分,也体现在生活小处。在道古桥宿舍里有一所幼儿园与一个教工食堂,这对于居住在那里的我们特别方便。王念生的妈妈就是幼儿园老师。我的儿子也是在这个幼儿园长大的,周慈伟的女儿是他同学。隔壁王林祥教授的儿子王开来比我儿子大一个月,当时靠人工喂养,我儿子出生后母乳多,我爱人每天挤三瓶奶给他奶奶,他长大后与我们也特别亲。我对教工食堂印象最深的是它卖的回锅肉,几片狭长的肉片铺在一盘青菜之上,是食堂菜单里最贵的菜肴了。
那时道古桥宿舍没有围墙,但有几个汽车可以进出的通道。对于紧靠杭大路的14幢、13幢来说,西有杭大路的进出口,南有13幢与10幢之间的西溪路进出口(从湖滨到浙大的六路汽车站就在该出口处不远,就在13幢的南侧)。此外,还有西面13幢与14幢之间直达杭大路服务亭的一条小路,但要穿过一片菜地。小区东侧幼儿园旁还有一个西溪路进出口,以及教工食堂北侧也有一条路直通杭大南门,需要过横跨沿山河的一座桥(与现存杭大路上的那座一样),这方便了许多校内教工过来用餐。我还记得当年重新疏通沿山河及翻修那座桥的情景,工地上插着红旗,满地是挖掘泥土及搬运的工具。该工程好像延续很久。因为我的胶鞋底曾被工地上的一枚钉子刺穿而伤了脚底,还去杭大医务室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故记得特别深。
一所大学,有再好的教授,也离不开后勤员工。道古桥宿舍其实还包括位于西溪路南的两栋工人宿舍(25幢与26幢)。住在那两栋房子里有我的同班同学赵敏荣(他父亲是杭大的司机),中学时他经常到我家门口约我一起徒步上学。他的"呼叫"信号很特别,是一声高亢的“口哨”,这与他平时不爱多说话的腼腆性格十分符合。住在工人宿舍里还有另一位工友冯厨师。他是我国著名武术大师冯秋英(年首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枪术冠军)的父亲,冯秋英的姐姐成年后一直是杭大的司机。她们的母亲樟娥与我家也有特殊的关系,不仅是义乌同乡,我们住在秦望山上白房子时她一直帮母亲照料家务,我们一直称她“樟娥姐”。她后来经父母亲介绍给冯师傅,是从我家出嫁成亲的。年,也在美国芝加哥定居的冯秋英夫妇还曾来我在美国的家中一聚。
▲父亲金松寿在少年宫()
那时杭大校园内的游泳池与健身房都是我们玩耍之处。露天游泳池夏季开放,5分钱游一个小时,还要领游泳证,贴照片。尽管每天池里都是人,我还是在那学会了游泳。健身房里的几张乒乓桌是最吸引我们的,不仅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去“抢桌子”,夏天午休时间较长,也经常午餐后不午睡而去练球的,因玩的人多,通常参取淘汰制,输6个球就下台,快速轮转。那时,杭大校园内每个星期三夜里都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我们都是每场必到。因为需要自带椅子,我们兄弟每人头顶一把有靠背的籐椅子去看电影(由于籐椅子十分轻巧,不仅坐得舒适,还十分坚实,父母去世前一直使用)。去得晚时,操场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就把椅子放在幕布正下方,仰头靠在椅子背上观看电影。也经常坐在幕布反面,从后面观看。我记得一次看“以革命的名义”,就是从幕布背后看的。尽管字幕完全反了,但图像从哪面看都一样。杭大开始引进黑白电视机时,是在杭大的一间教室里放映的,好像是年。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师生与家属的人头攒动。杭大学生宿舍内的淋浴间,也是暑假期间我们每日必去之处。那时道古桥宿舍除教授楼外,其他楼内都没有洗澡间,每家都要自备大脚盆用之,故孩子们都宁愿来回半小时去校内学生宿舍淋浴。
除了去杭大校园看露天电影之外,我们还经常去杭州人民大会堂看内部电影。那是各个民主党派社团赠送的票,家父是九三学社成员,故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张周末的电影票送到家中(可能正是这一缘故,在我的印象里,九三学社似乎只是一个发电影票的组织)。拿到票后,我经常与也有票的叶望同学骑车同往。那时的人民大会堂在市百附近,电影观众的自行车停车费2分钱,有专人看管。如果下雨他们还会给所有车辆盖上塑料布以免车座淋湿。那时的自行车是杭大教职工家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家在年就买了一辆(凤凰牌,需余元),我还记得那天是父亲带我进城去市百买的,买后让我坐在车档上带我回家的。那时我在杭师附小读四年级,父亲所在的化学系在后来的海洋研究所/生物学楼(现学军中学校园内),故每天上午父亲骑车送我上学,我放学后则自己走到化学系与父亲会合,再一起回家。我学骑车是在杭大路上学会的,那时我刚过10岁,个子小无法坐到车座上,就在车档上上绑一块棉垫当车座。当自己会骑车到黄龙洞山门外时最为兴奋,因为可以享受沿其坡度一直趟车到曙光路的乐趣。
那时的杭大职工家庭,不像现时流行教孩子们学乐器或搞专项体育。有了空闲的时间,我们自学感兴趣的内容。自学内容受家庭影响很大。如任平同学自小就在家跟随父亲(任铭善)勤奋练字、绘画,才造就了他今天“独步天下”的书法。哥哥观涛比我大两岁(但只高一年级),在家他搞什么,我也就学什么,从做航空模型到由火药推动的小火箭,还有简单的永动机设计。我们自制弓箭,由牙膏皮包裹削尖的毛竹筷制成箭头,居然还射伤了邻居吕甘棠家的母鸡。初中时,哥哥与其同班同学陈痕平(陈烙痕、朱联书记的长子)在我们两家之间“架电话线”。所谓“架电话线”,不过是架设两根漆包线,两头各连接一副耳机,通过说话时耳机膜片的震动产生感应电流,把这头的声音传到另一头的耳机里。那时陈痕平家还未搬到后来住的10幢,仍住在11幢的西头,离我家14幢紧挨着,故接线也不需太长。难点是如何加上一个电铃,可以随时呼唤对方接电话。
此外,自己安装矿石收音机,也是那时流行的。每次收听广播,要拨动那根细针,在一块矿石上戳来戳去很多次,才能找到那个能够听到声音的“最佳点”(我以后对医学中“调节”概念的认识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市场上有了晶体管销售,我又改制晶体管收音机。说到自制收音机,小区内有一位玩得最“专业”的,那就是蒋绍心同学(父亲蒋祖怡)。他那时就已经可以纯熟地修理各种无线电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每逢出现自己无法修理的障碍时,只要经他检修,立即“手到病除”。无怪乎,几十年后他成为无线电专家。
在杭州松木场道古桥宿舍,曾居住过许多国内外负有盛名的文学家、教育家与科学家。他们造就并且见证了杭州大学的崛起与鼎盛。尽管杭州大学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老教授们的学术贡献与求是精神依然通过他们的学生与子女代代相传。甚至往日他们节衣缩食的勤俭刻苦、待人接物的谦逊热情都给邻居与后辈做了榜样。现在回想起来,杭大新村之所以能够新人辈出,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之外,左邻右舍的环境影响也功不可没。“孟母教子,三迁其居”,说的是选择邻居对教育孩子的重要性。一个中学的好坏,能够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与有优秀的老师同样重要。当年杭大子女十分集中的杭大附中(现在的学军中学)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国际名校,与此不无关系。
年7月7日
作者:金观源
END
延伸阅读
01芳草萋萋
02老房子拾遗
03杭大新村的往事烟云(1)
04光辉竹帛永流芳
05杭大道古桥宿舍童年记事
06杭大道古桥宿舍,我生活成长的家园
07邻居印象
08愿不仅仅是记忆
09好医生,好邻居
10杭大新村,我魂牵梦绕的家
11六十年轮回
12曾经,杭州大学办了一个小学
13杭大新村的往事烟云(续1)
14道古桥拾零——我的杭大新村记忆
15杭大新村的往事烟云(续2)
16杭大新村与秦道古的渊源
17摇篮·杭大幼儿园
18那院、那屋、那人
19-1春风时雨活水流——追念夏承焘先生
19-2“论定长沙一贾生”——追念任铭善先生
19-3直言无忌语惊人——追念蒋礼鸿先生
19-4爱生如子慈母心——追念盛静霞先生
20杭大新村轶事
21魂牵梦萦的岁月情缘
22忆父亲张强邻
23我永远的留恋
24父亲的小廊
25人生若只如初见
26梦里云归何处寻
27我曾经的家
28杭大新村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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