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结束援沪抗疫工作的李蕊回到了合肥的家,时隔2个多月,“婆婆去世了,孩子长大了,老公的腿还需要休养。”相比其他人,在这个初夏,李蕊和家人默默承受着一切,失去、得到,皆因疫情防控,但她和丈夫从未有怨言。
安医大一附院方舱率先开舱
今年3月,突如其来的国内本土疫情反弹,让上海吃紧,全国各地医疗队纷纷驰援上海,李蕊就是安徽援沪医疗队中的一员。
她是安医大一附院感染管理科副科长,作为业务骨干,被选派成为安徽援沪医疗队安医大一附院方舱院区院感组组长。4月1日,李蕊跟随安徽医院管理团队第一批来到上海。“我们的方舱在上海崇明花博会复兴馆,刚开始去时方舱建设还在初期。”6月7日刚刚结束集中隔离回到家的李蕊,回忆起2个多月前的方舱开启,仍记得艰辛的过程。
李蕊到达上海崇明复兴馆方舱院区的时候,方舱还在加紧建设,“方舱框架虽然建好了,但环境布局和各种设施尚不完善,院感管理困难不小,需要先根据现有条件打造规范流程、做好隔离等工作。”李蕊说。
在上海崇明复兴馆方舱院区,李蕊和同事们在指挥部领导的布置下,有序进行院感制度、方案的现场制定和执行。这个小组共有6人,除了李蕊外,还医院王平、医院郝玉仁、医院王伟、医院郭孝云、医院胡亚飞,6医院院感领域的业务骨干。
4月2日,李蕊和同事们就进舱工作。他们住的宾馆离方舱院区车程20分钟,但每天却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这就意味着每天睡眠时间有限。“每天是24小时无缝交接班,一个班次6个小时。”李蕊举例,比如下午下班后回到宾馆已经到晚上八九点,还要继续开会、反馈问题整理材料到深夜。而第二天早上6点接班,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准备出发,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每天睡眠都不够,有时候还会焦虑失眠,这都需要自己克服。
在舱内,院感要对每班次接班的医护、工勤保障、公安、志愿者、消防、维保等等各类人员进行穿戴和脱卸防护服的检查,每个班次共有将近人次的穿脱,一穿一脱的检查,就要一个多小时。“最初监控对讲设备还没有到位,我们就站在方舱院区板房外,透过窗口观察指导工作人员的脱卸,基本全靠喊。”李蕊说。为了节约防护物资,有质量问题的洁净防护服会被保留下来用作日常感控培训考核时使用。
在快速、有序的准备工作后,安徽援沪医疗队安医大一附院方舱院区于4月4日凌晨率先收治患者。医院第一个开舱的院区,安医大一附院方舱成为当时其他医疗队的榜样,“我们怎样配置物资、怎样划分隔离区域、怎样设置通道、接收患者做哪些准备工作,后来都成为其他舱开舱借鉴的做法。”
倾情付出只为上海安好
每天,李蕊和组员们在方舱里完成常规工作的同时,还要处理许多突发状况。
她记得,舱内有位护士,有一天不慎被方舱地面裸露出的钉子扎穿了鞋底,“当时我正好值班,这对院感工作来说,属于职业暴露突发事件。”李蕊说,她立即带这名护士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最关键的是需要打破伤风针,但当时方舱里没有备药,只能外出就医,她要求护士全程做好防护,这样的预判在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在就医过程中,这名护士与阳性病人有密切接触,正是由于做好了防护才避免了感染风险。
除了面对阳性确诊病人,他们还要面对突发恶劣天气,遇上了两次大暴雨,崇明岛上的风雨比市区大得多,导致各功能用房出现漏水,给穿脱防护服造成麻烦,还威胁到防护用品的储藏。李蕊回忆,当天她一早刚下班,傍晚听说暴雨舱内漏水后马上乘专车赶到现场查看,“如果防护用品被泡了就不能用了,会影响整个方舱的工作,而且漏雨会影响医护人员脱卸防护用品,造成感染。”维修工作也困难重重,“方舱这里的维修和一般建筑不同,如果进舱维修就要穿防护服,彻底消毒,还要评价进舱的感染风险等。”“我们有4个脱卸防护服的房间,有2个因为漏雨进水而关停。”李蕊说,这就意味着交接班脱防护服的效率又下降了50%。
两次暴雨,李蕊都一直在舱值守,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漏雨情况、协助指挥现场的抢修工作。作为院感组的组长,她要“掌握第一手信息,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一去,就是基本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滴水未进”。有时候,她一天都回不了宾馆休息,只能在方舱内简单靠一下眯一会儿。
在他们细致的工作下,安医大一附院方舱院区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他们还结合5月5日世界手卫生日,在园区开展宣传活动,对各班次医生、警察、消防、志愿者在舱内现场开展手卫生培训及考核,规范手卫生执行情况。防患未然,定期开展环境物表核酸采样,实现实时监测。
一切倾情付出,只为上海安好。
婆婆去世没能在场
2个多月的工作,李蕊和组员们出色完成了安徽援沪医疗队指挥部布置的任务,为上海疫情防控贡献安徽力量,背后他们也默默承受了很多。
李蕊的丈夫汪松在安医大二附院工作,兼任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在她援沪的过程中,汪松每天也在岗位上为抗疫忙碌着。“我走之前,他的膝盖刚做完手术,周末休了两天他就要拄着拐回去上班。”李蕊回忆。而当时,婆婆染病也在住院,孩子在幼儿园。刚到上海方舱工作时,丈夫给她发
